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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刚

学者,作家,性社会学博士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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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学者,作家,性社会学博士,在国内外出版著作30余部,在台湾出版有8卷本文集。现执教于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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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刚:在叛逆中成长1(2000年媒体采访旧稿…  

2006-01-22 15:01:00|  分类: 报道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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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刚:在叛逆中成长

 

对话者:

方刚(以下简称方),1968年生于天津,现居北京,两性问题专家,主要从事两性问题的研究与著述,出版著作30余种,在台湾出版有10卷本系列。代表作有《男人解放》、《21世纪的两性关系》、《性别的革命》、《外遇中的女人》、《方刚情爱BBSE-mail》等。

马丁(以下简称马):本刊记者

 

方刚身高1.80以上,站在他身边就会让自己显得有些矮小。方刚平头,大脸,宽宽的额头,脸上总是带着平静和温和的笑容,这似乎和他叛逆的性格不太一致。听说几个月前方刚考研结束,作为一个成就非凡的人,却仍在考研究生,这是一件让人好奇的事。在北京的一家小茶屋,我们的话题就从他的考研开始。

 

考研是为了挑战自己

马:听说你刚刚考研究生,说说你的感觉好吗?

方:考研很苦。说实话,我一辈子都没受过这么大苦。以前写东西采访时,总是用关注的目光来看弱势人群,现在,考研时,和那些比自己小10岁的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,我觉得自己成了弱势人群。我没有上过正规大学,英语特别差,所以英语成了我的主要障碍。这些日子,我一直过着苦行僧的生活,两年间没有一天凌晨两点前睡过觉。

那段时间,对于我的精神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。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是弱者时,会非常痛苦的。我的精神压力很大,有时我甚至大骂自己,焦虑中头发掉了很多。但过后,我又重新振作起来,投入学习之中。我知道,考研现在对于我来说,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进入高校重新学习,也是对我的一种证明。努力去超越自己已达到的目标,不断挑战生命的极限,是一件极快乐的事情。

马:说实话,我有些奇怪,你已经著作等身了,干嘛还要去读研究生?

方:我觉得,要想做学问,严格的训练是必需的,尤其是在现代大学学府里经受熏陶。你知道,我没有读过大学,这一点现在阻碍了我的进一步发展。我必须挑战自己。

马:你说了“挑战”。这个词换一个说法就是“叛逆”,叛逆对你的成长有多重要?

方:我想,应该是决定性的。我觉得一个人的潜能是多方面的,其中性格因素非常重要,这就是所谓的“性格即命运”吧。像我,现在做两性问题研究,我觉得仅仅靠猎奇是不行的,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在做,所以产生了很多平庸的东西。做学问要有创造性,没有创造性就做不成学问。这个创造性也是由叛逆的个性带来的。

叛逆者的成长

马:你的叛逆性格是否和你的经历有些关系?

方:是的。我不到两岁的时候,父亲自杀,母亲不在身边,从幼儿园到初二,我一直被人欺负。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场景是我躲在一个墙角下,孤伶伶地。小时候的这种弱者地位造成了我的反叛意识,这种意识也贯穿到了我的作品中。

说实话,读书时,我不是个好孩子,成绩一直中等,我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,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。所以,高中的时候,我成天都在写作,老师说了也不听,结果没考上大学。

马:但你现在成了一名作家了。是否可以称你为“叛逆型作家”。

方:作家必须是叛逆的,否则成不了作家。我的路一直很艰辛。高考失败后,我读了夜大,后来天津自然博物馆招讲解员,我被录用了。当讲解员比较悠闲,有大量的空余时间,我就大量读书写作。

20岁那年,我开始写新闻,开始发表作品。我那时年轻,身体好,精力旺盛,能跑,能钻,有强烈的发表欲。结果头一年我就发表新闻作品60多篇。凭着这些作品,我成了天津一家报纸的编辑、记者。

马:我知道,你是以写先锋的题材而著称的,写别人当时还不敢写的东西。

方:是的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采访了一位人体模特,这位模特特殊的生活和复杂的心理深深地打动了我,我觉得这是短短的一篇纪实稿所不能表达完的,不知不觉就写成了一本书。没想到,这一写,就写了新领域的东西。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,头一年就写了4本书。采访人体模特时,我开了一个中国采访史上的先例:付费采访。我每小时付给模特20元,那时是1994年,比她做模特的费用还高。

马:又是一个典型的叛逆者行为。

方:这还算不了什么。1993年,我开始涉足同性恋。关于同性恋者的采访是我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,是对我的一个挑战。当时,中国关于同性恋的舆论环境特别糟,人们谈同性恋色变,同性恋和“变态”、“爱滋病”总是联系在一起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采访起来异常艰难,需要面对今天已难以想象的种种困境,还经常面对各种讥笑。那段时间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我的价值观在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人的承受力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锻炼。从那时起,我可以“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说去吧”,我做我该做的,别人怎么说我都不在乎。1994年,我关于同性恋的采访有了直接的成果,我写成了一本书,这是中国同性恋方面的第一本纪实书籍。接下来的关于爱滋病患者的采访也创了中国第一。

马:领先时代的感觉很惬意吧。

方:(笑)表面看起来是这样。当时,我还到你们武汉去签名售书,买书的人排成长队,那时就有一些成就感。可是,领先对于个人来说,其实是个悲剧。那段时间,我收到几麻袋信,一时间,我被视为同性恋者的知音。同时,我也因此而受到了许多的打击,包括来自有关机构的。曾有一段时间,我的作品在天津遭到封杀,有关方面甚至不让我当报社的记者。但我不在乎,我做我应该做的。

另一方面,当时我就意识到,虽然我书中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很前卫,但相对于国外来说,还是落后很多,所以,我在那本书的后记中说,我希望自己的书速朽。后来,果然如此,到了98年,我就落伍了。现在来看那本书,其中许多内容无意中对同性恋者构成歧视。所以,领先有时也意味着一种落后,明天的落后。

马:你似乎总在挑战自己,研究领域总在不断拓宽。

方:采访了同性恋之后,我开始对两性问题感兴趣,我觉得中国人在性心理方面正在经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。很多东西其实是时代性的错误,我想通过自己的研究进行一些更正。性本是一个人性化的东西,如吃饭一样,但中国人把它看得太神秘了,太神秘了就会影响它的科学性。我陆续又写了《外遇中的女人》、《神话中的男女关系》、《梦境中的男女关系》等十几本两性方面的专著,我的《男人解放》也可以算第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专门研究男人解放的著作。而《两性语词新典》在台湾出版后,更受到好评。

婚姻上的传统和教育上的反叛

马:在学术上,你很反叛,工作上呢?

方:我有两年没出去工作了,在家读书和写作。我之所以不去上班,是喜欢自由,我希望自己有大块的时间读书写作。到北京后,在一家杂志社干过,待遇也很高。但没干几天,我就辞职了。原因很简单,自己的意见不被上级领导接纳。

还是那句话,“性格即命运”。我这人太理想主义,追求完美,不能容忍一些丑恶的东西;我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很差,合作能力也很差。

马:你对自己的评价太低,我想你妻子一定不同意。你在婚姻上也这样吗?作为两性问题专家,别人会认为你在情感问题上也比较“前卫”。

方:我19岁时初恋,初恋对象就是我现在的妻子。22岁时我们就结婚了,属于早婚,我妻子在一家报社做编辑、记者。由于结婚得太早,当时对婚姻还不太懂。因此后来婚姻经历过不少曲折和考验。我觉得,惟有曲折和考验才能使婚姻走向成熟、稳定和完美,没有波折的婚姻肯定不是好婚姻,至少不是成熟的婚姻。但无论怎么波折,有一点是前提:我们始终在想办法让我们的婚姻更稳固,而不是动不动就想着分开。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经历过婚姻的考验,然后成长,在思考别人同时也思考自己。我现在坚信自己的婚姻是最好的,也是很稳定的。

马:看来你在婚姻上其实是很传统的,和想象的不太一样。那么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呢?我看了你和儿子的照片,你和儿子间的那种亲密无间,真让人羡慕。你是怎样和儿子相处的?

方:我觉得家长和孩子玩耍有三种境界:一是看孩子玩,一是陪孩子玩,一是和孩子玩。我觉得前者是最低境界,最后一种是最高境界。我就是最后一种。幼儿园里有一种矮矮的小门是供孩子们钻来钻去玩的,我也就同儿子一起钻,因为太矮我不得不趴下,引得许多家长笑着看。

我时常还会和儿子一起坐在草地上,想问题,他想他的,我想我的,然后我们再把思考的内容进行交流。

马:这一点的确和传统的“严父”不太一样。

方:对儿子,我很少责骂,我只鼓励他,提高他的兴趣。我觉得教育应该重点放在培养素质上。儿子经常在墙上乱画,画得满墙都是,我也不骂他,和他一起欣赏,然后我用涂料涂掉,他再进行新的“创作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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