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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刚

学者,作家,性社会学博士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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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,作家,性社会学博士,在国内外出版著作30余部,在台湾出版有8卷本文集。现执教于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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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性恋并不是越来越多   

2015-01-16 10:14:00|  分类: 杂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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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”同性恋,您觉得呢? 方刚:同性恋不是疾病,与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没有关系。我们都知道,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,而与孩子未来的性倾向无关。国外有研究显示,即使是一对同性恋者收养的孩子,成年后也只有少数人是同性恋者。因此,与其把心思放在孩子未来的性倾向上,倒不如关注如何使他快乐、积极、健康地成长。同时我也想提醒,所谓的治疗同性恋,都是无效的。与其去改变他们的性倾向,不如给予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种说法是,很多“90后”把同性恋当成一种时尚,请问您怎么评价这种说法? 方刚:我觉得这种“时尚说”很可笑。一个词汇或一个人群被媒体关注多了,被人们议论多了,并不能说明它就“时尚”了。时尚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其进行追逐、效仿、崇敬的一股潮流,同性恋显然不是这样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人说中国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了,是这样吗?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? 方刚: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肯定是越来越包容了。过去,同性恋者的生存权都是问题,许多人迫于社会压力而自杀;而现在,至少在大城市,自我认同已经是同性恋者的主流,他们的整体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性倾向问题对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,但比起在国外对宗教势力的挑战来说,恐怕是九牛一毛。在天主教的观点里,一切不能生孩子的性都是坏的,同性恋者甚至会被烧死。而中国古代(特别是汉唐时期)性观念相对开放,倒是现代社会受西方某些思想的影响导致“谈同色变”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性解放运动中,西方社会的同性恋观改变非常大,我们由于很多原因没有跟上,导致如今在对待同性恋上的认知和接受差异。而且,中国社会远不是一个不再歧视同性恋的社会。很多人的态度是,与自己无关就可以漠视,但这种所谓的中立并不是接纳。真正的接纳是为弱者维权,为弱者发声。 《生命时报》:同性恋常让人们想到艾滋病的传播,请问有关

同性恋并不是越来越多 - 方刚 - 方刚

 

系吗? 方刚:当某个人群在整个社会中被污名化时,能够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关于这一人群的信息,注定是污名化的。事实上,同性恋与艾滋病没有关系,女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更是最安全的性行为,传播艾滋病的几率远低于异性恋者。我一直主张,不应该使用艾滋病“高危人群”这个概念。容易传染艾滋病的,只有高危行为。如果在性行为中科学使用安全套,那么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也很小。 《生命时报》:关于同性恋,您还有什么想对社会说的吗? 方刚: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数的,比如秃顶、乙肝等。如果相互歧视,那谁都免不了被歧视。如果一个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数者,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,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视的恐惧,所有人都能获得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。我们可以放弃关于同性恋的任何争论,而选择一个较易获得一致认可的观点:只要不伤及他人的利益,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绝对自由,而无需理睬文化指使下的所谓道德与伦理观念的评判。 (载《生命时报》2015年1月2日)

本报记者    成”同性恋,您觉得呢? 方刚:同性恋不是疾病,与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没有关系。我们都知道,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,而与孩子未来的性倾向无关。国外有研究显示,即使是一对同性恋者收养的孩子,成年后也只有少数人是同性恋者。因此,与其把心思放在孩子未来的性倾向上,倒不如关注如何使他快乐、积极、健康地成长。同时我也想提醒,所谓的治疗同性恋,都是无效的。与其去改变他们的性倾向,不如给予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种说法是,很多“90后”把同性恋当成一种时尚,请问您怎么评价这种说法? 方刚:我觉得这种“时尚说”很可笑。一个词汇或一个人群被媒体关注多了,被人们议论多了,并不能说明它就“时尚”了。时尚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其进行追逐、效仿、崇敬的一股潮流,同性恋显然不是这样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人说中国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了,是这样吗?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? 方刚: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肯定是越来越包容了。过去,同性恋者的生存权都是问题,许多人迫于社会压力而自杀;而现在,至少在大城市,自我认同已经是同性恋者的主流,他们的整体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性倾向问题对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,但比起在国外对宗教势力的挑战来说,恐怕是九牛一毛。在天主教的观点里,一切不能生孩子的性都是坏的,同性恋者甚至会被烧死。而中国古代(特别是汉唐时期)性观念相对开放,倒是现代社会受西方某些思想的影响导致“谈同色变”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性解放运动中,西方社会的同性恋观改变非常大,我们由于很多原因没有跟上,导致如今在对待同性恋上的认知和接受差异。而且,中国社会远不是一个不再歧视同性恋的社会。很多人的态度是,与自己无关就可以漠视,但这种所谓的中立并不是接纳。真正的接纳是为弱者维权,为弱者发声。 《生命时报》:同性恋常让人们想到艾滋病的传播,请问有关

2014系吗? 方刚:当某个人群在整个社会中被污名化时,能够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关于这一人群的信息,注定是污名化的。事实上,同性恋与艾滋病没有关系,女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更是最安全的性行为,传播艾滋病的几率远低于异性恋者。我一直主张,不应该使用艾滋病“高危人群”这个概念。容易传染艾滋病的,只有高危行为。如果在性行为中科学使用安全套,那么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也很小。 《生命时报》:关于同性恋,您还有什么想对社会说的吗? 方刚: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数的,比如秃顶、乙肝等。如果相互歧视,那谁都免不了被歧视。如果一个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数者,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,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视的恐惧,所有人都能获得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。我们可以放弃关于同性恋的任何争论,而选择一个较易获得一致认可的观点:只要不伤及他人的利益,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绝对自由,而无需理睬文化指使下的所谓道德与伦理观念的评判。 (载《生命时报》2015年1月2日)12 本报记者 张 杰 2014年12月18日,社会学家李银河公开自己与爱人“大侠”17年的感情生活。“大侠”是一位“生理女性、心理男性”的变性者,而许多人因此认为李银河是一名同性恋者。尽管李银河对此加以否认,但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又一次引起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。《生命时报》为此专访著名性学家、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博士。 《生命时报》:很多人认为同性恋比以前多了,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?我国的同性恋人数有官方统计吗? 方刚:所谓同性恋者“越来越多”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,其实只是同性恋的“可见度”高了。之所以人们有这样的感觉,原因有二。其一,以往同性恋者处于整个社会高度污名化的情况下,他们不得不更深地“隐藏”自己,所以人们能够“看到”的同性恋者非常少。现在社会较宽容了,同性恋的亚文化运动相对活跃,更多同性恋者开始勇敢地走出来,面对公众。其二,由于同性恋被长期污名化,很多人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,认识不到自己的性倾向,即使认识到了也没有勇气面对,所以只是“潜在”的同性恋者。而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,并勇敢面对自己的性倾向了。关于同性恋的比例,社会上有3%~10%或者5%这样的说法,但都不是准确的官方数据。 《生命时报》:据称,国外有研究认为,同性恋是天生的,与基因有关,是这样吗? 方刚:在国内外研究里,既有人认为同性恋是先天的,也有人认为是后天形成的。但讨论一种现象是先天还是后天时,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将其看成疾病了。因为我们会讨论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近视眼的先天后天,但并不会讨论异性恋的先天后天。事实上,美国精神病学会早在1973年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目录中去除;1990年,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;2001年,中国新版的《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》也将同性恋剔除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些父母担心,不当的教养方式可能让孩子“变18日,社会学家李银河公开自己与爱人“大侠”17年的感情生活。“大侠”是一位“生理女性、心理男性”的变性者,而许多人因此认为李银河是一名同性恋者。尽管李银河对此加以否认,但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又一次引起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。《生命时报》为此专访著名性学家、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博士。

《生命时报》:很多人认为同性恋比以前多了,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?我国的同性恋人数有官方统计吗?

本报记者 张 杰 2014年12月18日,社会学家李银河公开自己与爱人“大侠”17年的感情生活。“大侠”是一位“生理女性、心理男性”的变性者,而许多人因此认为李银河是一名同性恋者。尽管李银河对此加以否认,但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又一次引起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。《生命时报》为此专访著名性学家、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博士。 《生命时报》:很多人认为同性恋比以前多了,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?我国的同性恋人数有官方统计吗? 方刚:所谓同性恋者“越来越多”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,其实只是同性恋的“可见度”高了。之所以人们有这样的感觉,原因有二。其一,以往同性恋者处于整个社会高度污名化的情况下,他们不得不更深地“隐藏”自己,所以人们能够“看到”的同性恋者非常少。现在社会较宽容了,同性恋的亚文化运动相对活跃,更多同性恋者开始勇敢地走出来,面对公众。其二,由于同性恋被长期污名化,很多人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,认识不到自己的性倾向,即使认识到了也没有勇气面对,所以只是“潜在”的同性恋者。而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,并勇敢面对自己的性倾向了。关于同性恋的比例,社会上有3%~10%或者5%这样的说法,但都不是准确的官方数据。 《生命时报》:据称,国外有研究认为,同性恋是天生的,与基因有关,是这样吗? 方刚:在国内外研究里,既有人认为同性恋是先天的,也有人认为是后天形成的。但讨论一种现象是先天还是后天时,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将其看成疾病了。因为我们会讨论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近视眼的先天后天,但并不会讨论异性恋的先天后天。事实上,美国精神病学会早在1973年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目录中去除;1990年,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;2001年,中国新版的《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》也将同性恋剔除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些父母担心,不当的教养方式可能让孩子“变

方刚:所谓同性恋者“越来越多”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,其实只是同性恋的“可见度”高了。之所以人们有这样的感觉,原因有二。其一,以往同性恋者处于整个社会高度污名化的情况下,他们不得不更深地“隐藏”自己,所以人们能够“看到”的同性恋者非常少。现在社会较宽容了,同性恋的亚文化运动相对活跃,更多同性恋者开始勇敢地走出来,面对公众。其二,由于同性恋被长期污名化,很多人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,认识不到自己的性倾向,即使认识到了也没有勇气面对,所以只是“潜在”的同性恋者。而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,并勇敢面对自己的性倾向了。关于同性恋的比例,社会上有3%~10%成”同性恋,您觉得呢? 方刚:同性恋不是疾病,与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没有关系。我们都知道,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,而与孩子未来的性倾向无关。国外有研究显示,即使是一对同性恋者收养的孩子,成年后也只有少数人是同性恋者。因此,与其把心思放在孩子未来的性倾向上,倒不如关注如何使他快乐、积极、健康地成长。同时我也想提醒,所谓的治疗同性恋,都是无效的。与其去改变他们的性倾向,不如给予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种说法是,很多“90后”把同性恋当成一种时尚,请问您怎么评价这种说法? 方刚:我觉得这种“时尚说”很可笑。一个词汇或一个人群被媒体关注多了,被人们议论多了,并不能说明它就“时尚”了。时尚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其进行追逐、效仿、崇敬的一股潮流,同性恋显然不是这样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人说中国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了,是这样吗?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? 方刚: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肯定是越来越包容了。过去,同性恋者的生存权都是问题,许多人迫于社会压力而自杀;而现在,至少在大城市,自我认同已经是同性恋者的主流,他们的整体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性倾向问题对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,但比起在国外对宗教势力的挑战来说,恐怕是九牛一毛。在天主教的观点里,一切不能生孩子的性都是坏的,同性恋者甚至会被烧死。而中国古代(特别是汉唐时期)性观念相对开放,倒是现代社会受西方某些思想的影响导致“谈同色变”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性解放运动中,西方社会的同性恋观改变非常大,我们由于很多原因没有跟上,导致如今在对待同性恋上的认知和接受差异。而且,中国社会远不是一个不再歧视同性恋的社会。很多人的态度是,与自己无关就可以漠视,但这种所谓的中立并不是接纳。真正的接纳是为弱者维权,为弱者发声。 《生命时报》:同性恋常让人们想到艾滋病的传播,请问有关或者5%这样的说法,但都不是准确的官方数据。

《生命时报》:据称,国外有研究认为,同性恋是天生的,与基因有关,是这样吗?

方刚:在国内外研究里,既有人认为同性恋是先天的,也有人认为是后天形成的。但讨论一种现象是先天还是后天时,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将其看成疾病了。因为我们会讨论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近视眼的先天后天,但并不会讨论异性恋的先天后天。事实上,美国精神病学会早在1973年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目录中去除;系吗? 方刚:当某个人群在整个社会中被污名化时,能够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关于这一人群的信息,注定是污名化的。事实上,同性恋与艾滋病没有关系,女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更是最安全的性行为,传播艾滋病的几率远低于异性恋者。我一直主张,不应该使用艾滋病“高危人群”这个概念。容易传染艾滋病的,只有高危行为。如果在性行为中科学使用安全套,那么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也很小。 《生命时报》:关于同性恋,您还有什么想对社会说的吗? 方刚: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数的,比如秃顶、乙肝等。如果相互歧视,那谁都免不了被歧视。如果一个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数者,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,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视的恐惧,所有人都能获得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。我们可以放弃关于同性恋的任何争论,而选择一个较易获得一致认可的观点:只要不伤及他人的利益,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绝对自由,而无需理睬文化指使下的所谓道德与伦理观念的评判。 (载《生命时报》2015年1月2日)1990年,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;2001年,中国新版的《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》也将同性恋剔除。

《生命时报》:有些父母担心,不当的教养方式可能让孩子“变成”同性恋,您觉得呢?

方刚:同性恋不是疾病,与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没有关系。我们都知道,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,而与孩子未来的性倾向无关。国外有研究显示,即使是一对同性恋者收养的孩子,成年后也只有少数人是同性恋者。因此,与其把心思放在孩子未来的性倾向上,倒不如关注如何使他快乐、积极、健康地成长。同时我也想提醒,所谓的治疗同性恋,都是无效的。与其去改变他们的性倾向,不如给予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。

《生命时报》:有种说法是,很多“90后”把同性恋当成一种时尚,请问您怎么评价这种说法?

方刚:我觉得这种“时尚说”很可笑。一个词汇或一个人群被媒体关注多了,被人们议论多了,并不能说明它就“时尚”了。时尚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其进行追逐、效仿、崇敬的一股潮流,同性恋显然不是这样。

《生命时报》:有人说中国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了,是这样吗?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?

方刚: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肯定是越来越包容了。过去,同性恋者的生存权都是问题,许多人迫于社会压力而自杀;而现在,至少在大城市,自我认同已经是同性恋者的主流,他们的整体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性倾向问题对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,但比起在国外对宗教势力的挑战来说,恐怕是九牛一毛。在天主教的观点里,一切不能生孩子的性都是坏的,同性恋者甚至会被烧死。而中国古代(特别是汉唐时期)性观念相对开放,倒是现代社会受西方某些思想的影响导致“谈同色变”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性解放运动中,西方社会的同性恋观改变非常大,我们由于很多原因没有跟上,导致如今在对待同性恋上的认知和接受差异。而且,中国社会远不是一个不再歧视同性恋的社会。很多人的态度是,与自己无关就可以漠视,但这种所谓的中立并不是接纳。真正的接纳是为弱者维权,为弱者发声。

《生命时报》:同性恋常让人们想到艾滋病的传播,请问有关系吗?

本报记者 张 杰 2014年12月18日,社会学家李银河公开自己与爱人“大侠”17年的感情生活。“大侠”是一位“生理女性、心理男性”的变性者,而许多人因此认为李银河是一名同性恋者。尽管李银河对此加以否认,但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又一次引起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。《生命时报》为此专访著名性学家、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博士。 《生命时报》:很多人认为同性恋比以前多了,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?我国的同性恋人数有官方统计吗? 方刚:所谓同性恋者“越来越多”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,其实只是同性恋的“可见度”高了。之所以人们有这样的感觉,原因有二。其一,以往同性恋者处于整个社会高度污名化的情况下,他们不得不更深地“隐藏”自己,所以人们能够“看到”的同性恋者非常少。现在社会较宽容了,同性恋的亚文化运动相对活跃,更多同性恋者开始勇敢地走出来,面对公众。其二,由于同性恋被长期污名化,很多人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,认识不到自己的性倾向,即使认识到了也没有勇气面对,所以只是“潜在”的同性恋者。而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,并勇敢面对自己的性倾向了。关于同性恋的比例,社会上有3%~10%或者5%这样的说法,但都不是准确的官方数据。 《生命时报》:据称,国外有研究认为,同性恋是天生的,与基因有关,是这样吗? 方刚:在国内外研究里,既有人认为同性恋是先天的,也有人认为是后天形成的。但讨论一种现象是先天还是后天时,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将其看成疾病了。因为我们会讨论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近视眼的先天后天,但并不会讨论异性恋的先天后天。事实上,美国精神病学会早在1973年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目录中去除;1990年,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;2001年,中国新版的《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》也将同性恋剔除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些父母担心,不当的教养方式可能让孩子“变方刚:当某个人群在整个社会中被污名化时,能够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关于这一人群的信息,注定是污名化的。事实上,同性恋与艾滋病没有关系,女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更是最安全的性行为,传播艾滋病的几率远低于异性恋者。我一直主张,不应该使用艾滋病“高危人群”这个概念。容易传染艾滋病的,只有高危行为。如果在性行为中科学使用安全套,那么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也很小。

《生命时报》:关于同性恋,您还有什么想对社会说的吗?

本报记者 张 杰 2014年12月18日,社会学家李银河公开自己与爱人“大侠”17年的感情生活。“大侠”是一位“生理女性、心理男性”的变性者,而许多人因此认为李银河是一名同性恋者。尽管李银河对此加以否认,但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又一次引起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。《生命时报》为此专访著名性学家、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博士。 《生命时报》:很多人认为同性恋比以前多了,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?我国的同性恋人数有官方统计吗? 方刚:所谓同性恋者“越来越多”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,其实只是同性恋的“可见度”高了。之所以人们有这样的感觉,原因有二。其一,以往同性恋者处于整个社会高度污名化的情况下,他们不得不更深地“隐藏”自己,所以人们能够“看到”的同性恋者非常少。现在社会较宽容了,同性恋的亚文化运动相对活跃,更多同性恋者开始勇敢地走出来,面对公众。其二,由于同性恋被长期污名化,很多人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,认识不到自己的性倾向,即使认识到了也没有勇气面对,所以只是“潜在”的同性恋者。而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,并勇敢面对自己的性倾向了。关于同性恋的比例,社会上有3%~10%或者5%这样的说法,但都不是准确的官方数据。 《生命时报》:据称,国外有研究认为,同性恋是天生的,与基因有关,是这样吗? 方刚:在国内外研究里,既有人认为同性恋是先天的,也有人认为是后天形成的。但讨论一种现象是先天还是后天时,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将其看成疾病了。因为我们会讨论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近视眼的先天后天,但并不会讨论异性恋的先天后天。事实上,美国精神病学会早在1973年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目录中去除;1990年,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;2001年,中国新版的《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》也将同性恋剔除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些父母担心,不当的教养方式可能让孩子“变

方刚: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数的,比如秃顶、乙肝等。如果相互歧视,那谁都免不了被歧视。如果一个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数者,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,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视的恐惧,所有人都能获得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。我们可以放弃关于同性恋的任何争论,而选择一个较易获得一致认可的观点:只要不伤及他人的利益,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绝对自由,而无需理睬文化指使下的所谓道德与伦理观念的评判。

系吗? 方刚:当某个人群在整个社会中被污名化时,能够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关于这一人群的信息,注定是污名化的。事实上,同性恋与艾滋病没有关系,女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更是最安全的性行为,传播艾滋病的几率远低于异性恋者。我一直主张,不应该使用艾滋病“高危人群”这个概念。容易传染艾滋病的,只有高危行为。如果在性行为中科学使用安全套,那么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也很小。 《生命时报》:关于同性恋,您还有什么想对社会说的吗? 方刚: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数的,比如秃顶、乙肝等。如果相互歧视,那谁都免不了被歧视。如果一个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数者,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,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视的恐惧,所有人都能获得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。我们可以放弃关于同性恋的任何争论,而选择一个较易获得一致认可的观点:只要不伤及他人的利益,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绝对自由,而无需理睬文化指使下的所谓道德与伦理观念的评判。 (载《生命时报》2015年1月2日) 

(成”同性恋,您觉得呢? 方刚:同性恋不是疾病,与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没有关系。我们都知道,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,而与孩子未来的性倾向无关。国外有研究显示,即使是一对同性恋者收养的孩子,成年后也只有少数人是同性恋者。因此,与其把心思放在孩子未来的性倾向上,倒不如关注如何使他快乐、积极、健康地成长。同时我也想提醒,所谓的治疗同性恋,都是无效的。与其去改变他们的性倾向,不如给予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种说法是,很多“90后”把同性恋当成一种时尚,请问您怎么评价这种说法? 方刚:我觉得这种“时尚说”很可笑。一个词汇或一个人群被媒体关注多了,被人们议论多了,并不能说明它就“时尚”了。时尚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其进行追逐、效仿、崇敬的一股潮流,同性恋显然不是这样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人说中国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了,是这样吗?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? 方刚: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肯定是越来越包容了。过去,同性恋者的生存权都是问题,许多人迫于社会压力而自杀;而现在,至少在大城市,自我认同已经是同性恋者的主流,他们的整体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性倾向问题对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,但比起在国外对宗教势力的挑战来说,恐怕是九牛一毛。在天主教的观点里,一切不能生孩子的性都是坏的,同性恋者甚至会被烧死。而中国古代(特别是汉唐时期)性观念相对开放,倒是现代社会受西方某些思想的影响导致“谈同色变”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性解放运动中,西方社会的同性恋观改变非常大,我们由于很多原因没有跟上,导致如今在对待同性恋上的认知和接受差异。而且,中国社会远不是一个不再歧视同性恋的社会。很多人的态度是,与自己无关就可以漠视,但这种所谓的中立并不是接纳。真正的接纳是为弱者维权,为弱者发声。 《生命时报》:同性恋常让人们想到艾滋病的传播,请问有关载《生命时报》2015 本报记者 张 杰 2014年12月18日,社会学家李银河公开自己与爱人“大侠”17年的感情生活。“大侠”是一位“生理女性、心理男性”的变性者,而许多人因此认为李银河是一名同性恋者。尽管李银河对此加以否认,但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又一次引起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。《生命时报》为此专访著名性学家、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博士。 《生命时报》:很多人认为同性恋比以前多了,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?我国的同性恋人数有官方统计吗? 方刚:所谓同性恋者“越来越多”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,其实只是同性恋的“可见度”高了。之所以人们有这样的感觉,原因有二。其一,以往同性恋者处于整个社会高度污名化的情况下,他们不得不更深地“隐藏”自己,所以人们能够“看到”的同性恋者非常少。现在社会较宽容了,同性恋的亚文化运动相对活跃,更多同性恋者开始勇敢地走出来,面对公众。其二,由于同性恋被长期污名化,很多人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,认识不到自己的性倾向,即使认识到了也没有勇气面对,所以只是“潜在”的同性恋者。而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,并勇敢面对自己的性倾向了。关于同性恋的比例,社会上有3%~10%或者5%这样的说法,但都不是准确的官方数据。 《生命时报》:据称,国外有研究认为,同性恋是天生的,与基因有关,是这样吗? 方刚:在国内外研究里,既有人认为同性恋是先天的,也有人认为是后天形成的。但讨论一种现象是先天还是后天时,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将其看成疾病了。因为我们会讨论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近视眼的先天后天,但并不会讨论异性恋的先天后天。事实上,美国精神病学会早在1973年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目录中去除;1990年,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;2001年,中国新版的《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》也将同性恋剔除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些父母担心,不当的教养方式可能让孩子“变12成”同性恋,您觉得呢? 方刚:同性恋不是疾病,与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没有关系。我们都知道,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,而与孩子未来的性倾向无关。国外有研究显示,即使是一对同性恋者收养的孩子,成年后也只有少数人是同性恋者。因此,与其把心思放在孩子未来的性倾向上,倒不如关注如何使他快乐、积极、健康地成长。同时我也想提醒,所谓的治疗同性恋,都是无效的。与其去改变他们的性倾向,不如给予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种说法是,很多“90后”把同性恋当成一种时尚,请问您怎么评价这种说法? 方刚:我觉得这种“时尚说”很可笑。一个词汇或一个人群被媒体关注多了,被人们议论多了,并不能说明它就“时尚”了。时尚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其进行追逐、效仿、崇敬的一股潮流,同性恋显然不是这样。 《生命时报》:有人说中国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了,是这样吗?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? 方刚: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肯定是越来越包容了。过去,同性恋者的生存权都是问题,许多人迫于社会压力而自杀;而现在,至少在大城市,自我认同已经是同性恋者的主流,他们的整体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性倾向问题对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,但比起在国外对宗教势力的挑战来说,恐怕是九牛一毛。在天主教的观点里,一切不能生孩子的性都是坏的,同性恋者甚至会被烧死。而中国古代(特别是汉唐时期)性观念相对开放,倒是现代社会受西方某些思想的影响导致“谈同色变”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性解放运动中,西方社会的同性恋观改变非常大,我们由于很多原因没有跟上,导致如今在对待同性恋上的认知和接受差异。而且,中国社会远不是一个不再歧视同性恋的社会。很多人的态度是,与自己无关就可以漠视,但这种所谓的中立并不是接纳。真正的接纳是为弱者维权,为弱者发声。 《生命时报》:同性恋常让人们想到艾滋病的传播,请问有关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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